1935年的初夏
自打年初日本定下华北分离策略，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便频频制造事端，蓄意挑衅。
先是借口天津汉奸报社社长遇刺、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冀东非武装区，大肆制造舆论，扬言中国破坏此前协定，公然出动坦克、装甲车在北平、天津街头武装示威，关东军更是重兵集结山海关、古北口，剑拔弩张，摆明了要逼迫南京签下新的卖国条约，一步步蚕食华北主权。
消息传回南京，娘希匹先生一心奉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不敢与日军正面抗衡，只想一味妥协退让，将所有烂摊子尽数推给北平军分会，全权交由时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何应钦，以及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负责，授意二人尽量满足日方要求，息事宁人。
黄郛何等精明，早前便经手过《塘沽协定》，深知与日方谈判、签下这类出卖国土的协定，注定要背负千古骂名，沦为举国声讨的汉奸。
此番日方要求愈发苛刻，不仅要国府撤出河北境内的中央军、东北军，罢斥抗日态度坚决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，还要取缔河北境内所有抗日团体，彻底出卖华北主权，这等祸国殃民的协定，他断然不肯再沾手。
接到娘希匹先生的命令后，黄郛二话不说，直接递上辞呈，对外宣称自己身染重病，无法履职，当即撂挑子下野，躲得干干净净，把这个天大的黑锅，彻底甩给了何应钦。
何应钦独自留在北平，面对日方的步步紧逼与南京的施压，焦头烂额，骑虎难下。
他心里清楚，这份协定一旦签下，自己必将身败名裂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思来想去，他猛地想起一人——刚刚被任命为北平军分会副委员长、坐镇山东的刘珍年。
刘珍年在山东极具话语权，何应钦当即打定主意，要拉着刘珍年一同参与谈判，共同签署协定，一来能分担舆论压力，二来有刘珍年参与，也能显得这份协定是多方商议的结果，自己不用独自背负骂名。
当天，一封加急电报便从北平军分会发往济南，送到了刘珍年手中。电报里，何应钦言辞恳切，以委员长身份，命令刘珍年即刻动身赶赴北平，参与对日谈判，共同商议对日协定事宜。
刘珍年拿着电报，反复看了数遍，嘴角冷笑，心底早已透亮。
他比谁都清楚，日方此次的诉求，根本不是简单的调停，而是要彻底剥离华北，撤出河北境内的中国军队，打压抗日力量，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。这份协定，就是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，谁签谁就是大汉奸，谁签谁就会被全国百姓唾骂，遗臭万年。
他刘珍年，在山东苦心经营，高举抗日大旗，收拢天下抗日志士，为的就是抵御日寇，守护国土，若是跟着何应钦签下这份协定，岂不是自毁前程，违背初心？别说天下人不答应，他自己心中的家国大义，也绝不允许！
可直接拒绝，也万万不可。何应钦是南京中枢要员，是娘希匹先生面前的红人，更是自己的顶头上司，公然抗命，等于彻底得罪南京。
他当即放下电报，喊来张泰昌，沉声吩咐道“即刻传下去，就说我连日操劳军政事务，突发急病，卧床不起，高烧不退，无法起身理事，任何人都不见，任何公务都暂时搁置。”
张泰昌心领神会，连忙下去安排。一时间，刘府上下乱作一团，大夫频繁出入，下人端药送水，脚步匆匆，对外一律宣称省主席刘珍年重病缠身，奄奄一息，连床都下不了。
刘珍年本人，则直接躺在内宅病床上，盖上厚被，脸色刻意弄得苍白憔悴，眉头紧锁，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，安心演起了这场装病的大戏。
何应钦在北平等了数日，迟迟不见刘珍年动身，连发数封电报催促，也只收到济南方面“刘主席病重，无法远行”的回电，气得他拍案大怒，却又无计可施。
他心知肚明，刘珍年这是故意装病，摆明了不想趟这趟浑水，不肯背这个卖国的黑锅，可他没有丝毫证据，总不能直接冲到济南，把人从病床上拽起来。
为了核实情况，何应钦特意致电山东省党部党务主任张苇村，让他即刻前往刘府探望，看看刘珍年究竟是真病还是装病。
张苇村接到命令，不敢耽搁，当即带着礼品，匆匆赶往刘府。
一进内宅，便看见刘珍年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干裂，双目紧闭，时不时发出几声微弱的咳嗽，身边丫鬟、仆人轮番伺候，药碗摆在床头，屋内弥漫着浓浓的中药味，看上去确实病得极重。
刘珍年听见动静，缓缓睁开眼，眼神虚弱，声音沙哑无力，断断续续地说道“张主任……抱歉，我这身子……实在不争气，起不来身，不能招待你了……”
一旁的田夫人连忙上前，满脸愁容地诉苦“张主任，珍年这几日高烧不退，水米不进，大夫来看了好几回，说是劳累过度，急火攻心，至少要卧床静养十天半个月，别说去北平了，就连下床走动都难啊！”
张苇村混迹官场多年，何等精明，一眼便看穿了刘珍年的把戏。
刘珍年前几日还精神抖擞，气势如虹，怎么可能突然病得如此严重？分明是故意装病，推脱北平之事。
可他看破不说破，更何况，他也清楚北平对日谈判是何等祸事，换做是他，也绝不会答应。
张苇村在床边敷衍慰问了几句，看着刘珍年虚弱不堪的模样，没有多做停留，便起身告辞。
离开刘府后，张苇村当即给何应钦回电，电报内容直白又无奈“刘珍年确系重病卧床，药石罔效，短期内绝无可能赶赴北平。”
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：刘珍年就是装病，谁都知道，但人家病在床上，你总不能派人去床上把人强行拉走，这事，只能作罢。
何应钦收到电报，看着上面的文字，气得脸色铁青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刘珍年已经“重病不起”，他再如何催促，也无济于事，这个黑锅，终究没人帮他分担，只能自己一个人背。
北平城内，日方的施压愈发紧迫，日军的武装示威愈演愈烈，南京方面又不断催促退让，何应钦走投无路，最终只能硬着头皮，独自与日方代表梅津美治郎交涉，签下了这份出卖华北主权的《何梅协定》。
协定一经签订，举国哗然，全国民众怒骂声讨何应钦，斥责其卖国求荣，出卖国土，何应钦瞬间沦为众矢之的，背负上千古骂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