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到北川的第三天，胡步云在省委小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。
参会的人不多，但覆盖面很广。
郑国涛坐在他右手边，副省长张海潮坐在郑国涛旁边。
剩下的十几个人，有省发改委、财政厅、民政厅、人社厅的负责人，有省委政研室、省政府研究室的笔杆子，还有从省社科院、北川大学请来的几位专家学者。
议题只有一个：就省管县财政改革试点征求意见。
这个会，是胡步云主动提议开的。
郑国涛接到龚澈电话通知的时候，正在办公室审阅一份关于东盟合作项目落地的进度报告。
他放下电话，在椅子上坐了好一会儿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但心里翻江倒海。
胡步云终于松口了。
省管县改革这个事，他先上了省政府常务会研究通过，再才胡步云沟通，胡步云大为光火，不惜与郑国涛在办公室撕破脸，不良言论在特定的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。
京都巡视组的到位，名义上是对“四个北川”建设的专项巡查，但不能不说与两个人的矛盾没有关系。
郑国涛心里清楚，胡步云不是真的反对省管县，而是不想让他郑国涛在这个改革上抢了风头、立了标杆。
“四个北川”是胡步云的旗帜，是他主政北川的最大政绩。
郑国涛要想在北川留下自己的印记，就必须在“四个北川”之外，另辟蹊径。
省管县财政改革，就是他找到的那条路。
这条路走得通走不通，关键看胡步云让不让路。
现在，胡步云让了。
郑国涛不知道胡步云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。是巡视组那些举报材料让他感受到了压力？是京都那边有人给他递了话？还是他在欧洲遇刺后心态发生了变化？
郑国涛想不明白，也懒得去想。
重要的是，会开了，事就能往前推了。
座谈会定在上午九点。
八点五十，人已经到齐了。
小会议室的椭圆形桌子坐得满满当当，茶杯冒着热气，笔记本摊开在每个人面前，笔尖悬在纸上，等着记录。
郑国涛提前十分钟到的，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翻看省政府研究室准备的省管县改革试点方案讨论稿。
这份讨论稿他已经看了不下十遍，每一处数据、每一条措施都烂熟于心，但他还是看得很认真，像是在找什么漏洞。
胡步云踩着九点的钟点走进会议室。
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，没系领带，看起来比平时随意一些。
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他越是这样放松，越是说明他心里有底。
“人都到齐了？”他扫了一眼会场，在主位上坐下，“那就开始吧。今天这个会，不搞形式，不走过场。省管县改革的事，国涛省长提出来有一阵子了，前前后后也讨论过几次，大家有赞成的，有反对的，也有拿不准的。今天把各位专家和部门的负责同志请来，就是想听听大家的真知灼见。赞成的，说说为什么赞成；反对的，说说为什么反对；拿不准的，说说哪里拿不准。畅所欲言，言者无罪。”
他顿了顿，看了一眼郑国涛：“国涛省长，你先说说？”
郑国涛推了推眼镜，翻开面前的材料，不紧不慢地开了口。
“步云书记，各位同志，省管县财政改革，不是我个人心血来潮，更不是标新立异。这个改革方向，中央文件里明确提过，周边好几个省份也已经试点多年，积累了不少经验。我们北川是农业大省、资源大省，现在正在向工业化阔步迈进。县域经济长期薄弱，县级财政长期困难，根本原因就是财权与事权不匹配——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，事都落在县里，钱却要从市里过一道手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，目光扫过会场。
“我不是说市里不该管钱。市里有市里的功能，统筹协调、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、区域发展规划，这些都需要市一级来推动。但问题是，现在的体制下，有些市截留县级的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，用在市区建设上，导致县里该办的事办不了、该发的钱发不出。省管县的改革，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——省里直接把钱拨给县里，让县里有钱办事、办得了事。”
财政厅厅长陆长安第一个发言。他是郑国涛从部委带过来的老人，对省管县改革的支持是旗帜鲜明的。
“郑省长说得很有道理。我给大家看一组数据。”他翻开笔记本，念了一串数字，“去年全省县级财政自给率平均只有百分之四十三，也就是说，县里每花一块钱，有五毛七分是省里和市里转移支付下来的。这其中，通过市里转拨的比例占了将近七成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，有些市确实存在截留、挪用、延压的现象。省管县改革，就是要砍掉中间环节，让资金直达县里，提高效率，减少损耗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