消息传得比林天才预想的快。
北京制药厂的人还没到，协和医院的临床方案还没定稿，卫生部的电话已经打到了上海。
杨卫军按部里的意思，向几家重点研究机构通报了进展，不是正式发文，是口头通气，措辞也谨慎，只说“取得了阶段性突破，具体数据待核实”。
但“阶段性突破”这几个字从卫生部嘴里说出来，分量就不一样了。
上海抗生素研究所最先收到消息。
所长姓陈，五十出头，苏联留学回来的，是国内抗生素研究领域的老人了。
那天下午他正在实验室看发酵曲线，秘书推门进来，脸色不太对。
“陈所长，北京来的电话。”
陈所长接过听筒。
那边是部里一个熟人，说话拐弯抹角，先说了一通“部里很重视上海所的工作”，然后才切入正题：“部里有个新情况，跟您通个气。
协和那边有个课题组，在青霉素菌种上有些进展，产量做到了八千单位。”
陈所长以为自己听错了，“多少？”
“八千。培养基用的是非粮原料，不耗粮。”
陈所长握着听筒，半天没说话。
那边又说了一句“详细情况等部里正式通知”，就挂了。
他站在电话机旁边，一动不动。
秘书在门口站着，不敢走，也不敢问。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转身，走到实验台前，把刚才看的发酵曲线又看了一遍。
曲线平平的，最高点标着两千一百单位。
这个数他看了几百遍了，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。
八千，不耗粮。
他把曲线放下，出了实验室，往会议室走。
“通知各室主任，开会。”
会议室里的人到齐的时候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有人带着笔记本，有人端着茶杯，有人小声聊着天。
陈所长坐在主位上，等大家都安静了，才开口。
“刚才部里来电话，协和那边有个课题组，青霉素菌种产量做到了八千单位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，然后炸开了锅。
“不可能！”
发酵室主任第一个站起来，“八千单位？国际上最好的也达不这个数，他们才搞了多久？”
“用的什么菌种？哪儿的来源？”育种室主任跟着问。
“培养基呢？耗粮比多少？”工艺室主任也开口了。
陈所长抬起手，压了压，“培养基用的是非粮原料，废糖蜜、玉米浆、麸皮水。不耗粮。”
会议室里又安静了。
废糖蜜？玉米浆？这些不是工厂里倒掉的废料吗？
他们搞了这么多年，用的都是玉米浆、淀粉、葡萄糖，精贵得很。
现在有人告诉他们，用废料就能搞出八千单位？
发酵室主任坐下又站起来，“陈所长，这个数据核实过了吗？会不会是……”
“部里的口吻，不像是没核实的样子。”陈所长打断他。
没有人再说话了。
育种室主任是个女同志，四十多岁，搞了半辈子菌种选育。
她坐在角落里，一直没吭声。
这会儿忽然开口，“他们用的什么方法？诱变？融合？还是别的？”
陈所长摇摇头，“具体细节没说。”
“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”她的声音不大，但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
不是不服气，是想不通。
陈所长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
他看着在座的几个人，沉默了一会儿，“各室回去，把自己的工作梳理一遍。
看看有没有可以优化的地方，下周各室交一份报告上来。”
散了会，育种室主任没有马上走。
她坐在会议室里，盯着桌面看了一会儿，才慢慢站起来。
出了门，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她的脚步声在水泥地上回响。
她想起几年前，国家把抗生素研究作为战略任务，从上海抽调力量北上，成立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抗菌素研究所。
那时候她也是是被抽调的一员，本想带着菌种、带着资料、带着几年的心血，从上海到了北京。
后来她留在了上海，没去成北京。
这些年，她带的团队在菌种选育上做了无数试验，诱变、筛选、传代、再诱变。
最好的那株，产量做到两千八百单位，就再也上不去了。
八千，她想不出是怎么做到的。
华北制药厂中央实验室，是另一家接到消息的机构。
实验室主任姓马，四十出头，是厂里自己培养的技术骨干。
他接到电话的时候，正在实验室里看发酵罐。
工人开大了阀门，蒸汽噗噗地往外冒，声音很吵，他听不清电话里说什么，走到外面才听明白。
“八千？”他对着电话喊了一声，走廊里有人回头看。
挂了电话，他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。
实验室车间的门开着，里头机器轰隆隆地响。
他走进去，站在发酵罐前面，抬头看着那些管道和仪表。
这个车间是他一手建起来的，从设备安装到工艺调试，每一个阀门他都摸过。
现在的产量，两千出头。
他伸手摸了摸发酵罐的外壁，铁的，凉的。
晚上回到家，他爱人看他脸色不对，问怎么了。
他摇摇头，说没什么。
吃完饭，他坐在书房里，把以前做的实验记录翻出来看。
那些数据他太熟悉了，哪一年哪一株产量多少，不用看本子都记得。
他翻了好几本，又合上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他把几个骨干叫到办公室。
“部里有个新情况，协和那边有个课题组，青霉素产量做到了八千。”
几个人面面相觑。
“八千？不可能吧？”
马主任没解释，只是说：“咱们的工作不能停，但思路要调整。
下午，大家把手头的方案过一遍，看看有没有优化的空间。”
他没有多说，但散会之后，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把烟抽了好几根。
窗户开着，秋天的风灌进来，烟灰被吹得到处都是。
中国医学科学院抗菌素研究所，在北京。
所长姓周，五十多岁，也是留学回来的。
他接到电话的时候，正在审一份项目报告。
电话是部里刘副部长亲自打来的，措辞比给上海的通气更正式。
“老周，跟你说个事，协和那个课题组，出了些成果。
青霉素产量八千单位，不耗粮。
你们所也搞了这么多年，你看看下一步怎么衔接。”
周所长放下电话，没有马上开会。
他坐在办公桌后面，把这几年的项目报告翻出来看。
抗菌素研究所是国内第一家专门搞抗生素研究的国家级机构，从上海搬到北京，国家投了多少资源，调了多少人，他心里有数。
几年下来，产量从一千多做到了两千多，稳步上升，但离八千还差得远。
他想起当初部里成立那个课题组的时候，有人在他面前说过一句“卫生部自己也搞个组，是不是不放心咱们”。
他没接话，现在想来，不是不放心，是思路不一样。
他们走的是苏联的路线，纯合成、纯发酵，一步一步往前推。
那边走的什么路？废糖蜜、玉米浆、麸皮水，听起来像收破烂的。
但人家做出来了。
他拿起电话，拨了几个号码。
“通知各科室主任，下午两点开会。”
下午的会议，气氛比上海那边更凝重。
抗菌素研究所在北京，离部里近，消息更灵通。
有人已经听说了，有人在传，有人不信。周
所长把情况说了之后，底下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“周所长，这个数据……”有人开口，又停住了。
“数据部里核实过了。具体的，等他们正式报告。”
“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？”
周所长看了看在座的几个人。
这些人跟他干了好几年，从上海跟到北京，吃了多少苦，熬了多少夜，他都知道。
但现在，有人走在了前面。
“咱们的工作不能停，但方向可能需要调整，我打算去协和看看。
亲眼看看他们的实验室，亲口问问他们的思路。”
没有人反对。
散会之后，周所长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