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早饭的时候，玛丽把那叠新稿子抱在怀里，心跳得比平时快。
班纳特先生坐在桌子另一端，正低头看他的报纸。他偶尔端起茶杯喝一口，偶尔翻一页报纸，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他手里的报纸上，落在他的手指上，落在那只已经磨得发亮的旧茶杯上。
班纳特太太照例唠叨着：“今天的茶不够热，厨娘越来越不像话了。简，你脸色不好，是不是又熬夜了？伊丽莎白，你那本书吃完再看。基蒂，别把面包往牛奶里泡！莉迪亚，坐直了——”
玛丽一个字也没听进去。
她的眼睛一直往父亲那边瞟。
他什么时候才能吃完？他什么时候才会抬头看她一眼？他会不会忘了昨天说过的话？会不会今天忽然没心情看了？
她脑子里转着一百个念头，手里的叉子戳着盘子里的培根，戳了半天也没往嘴里送。
“玛丽，”班纳特太太的声音忽然响起来，“你今天怎么回事？戳来戳去的，不想吃就别吃。”
玛丽吓了一跳，抬起头，发现所有人都看着她。
简的眼神里带着一点担心。伊丽莎白挑着眉毛，嘴角有一点似笑非笑。基蒂和莉迪亚在对面咯咯地笑。
班纳特先生也抬起头，看了她一眼。
“吃完到我书房来。”他放下报纸，站起来，走了。
玛丽愣在那里，然后用力点头——虽然他背对着她，根本看不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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吃完饭，玛丽抱着那叠稿子，站在书房门口。
门开着。
班纳特先生坐在书桌后面的单人沙发上——那把他平时不怎么坐、只有看闲书时才坐的沙发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他的肩膀上，落在他手里那本还没来得及放下的书上。那是一本旧书，皮面已经磨损，书脊上的烫金字都快看不清了。
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：“进来，坐下。”
玛丽走进去，坐下来，把那叠稿子放在膝盖上。
“这是新的？”他问。
“嗯。第二案。”
“还是弗朗西丝·沃斯通？”
“嗯。《冰窖里的体温》。”
班纳特先生伸出手。
玛丽把稿子递过去。
他接过来，没有立刻看，而是先掂了掂分量，又看了看第一页上那几个字。阳光落在纸页上，落在他的手指上。他的手很稳，翻动纸张的动作很慢，像是在对待什么珍贵的东西。
“我今天上午看完。”他说，“你在这儿等着，还是出去？”
玛丽想了想：“我……我在客厅等着吧。”
“好。”
玛丽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又回过头看了一眼。
父亲已经把第一页翻开了。
阳光落在纸页上，落在他的手指上。他看得很认真，眉头微微皱着，嘴唇偶尔动一动，像是在默念什么。他翻页的动作不快不慢，每一页都要看上一会儿才翻过去。
玛丽轻轻带上门，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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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在客厅里坐着。
一开始是坐在椅子上，挺直了背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像来拜访的客人。后来坐累了，就靠在椅背上。再后来，她把腿蜷起来，整个人缩在椅子里。
简过来陪她坐了一会儿。
“紧张吗？”简轻声问。
玛丽点点头。
简没有说话，只是伸出手，握住她的手。简的手很暖，手指细细长长的，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。玛丽握着那只手，觉得心跳好像慢了一点。
简坐了一会儿就走了，她还有绣活要做。
伊丽莎白从旁边走过，看了她一眼，挑了挑眉毛，什么也没说，走开了。
玛丽一个人坐在那里，继续等。
时间过得很慢。
比上次还慢。
她盯着书房的门口，数着自己的心跳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……数到五百下的时候，她停下来，觉得这样数下去太傻了。可是不数，又不知道该做什么。
她数到快一千下的时候，书房的门开了。
但不是父亲。
是仆人，端着托盘，大概是去收拾父亲喝完的茶杯。
玛丽又坐回去。
太阳一点一点往头顶移动。窗外的光线从斜照变成直射，又从直射慢慢偏西。客厅里的影子也跟着移动，从这面墙挪到那面墙，从椅子脚下挪到桌子腿边。
她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。
她想起上次给父亲看稿子的时候，他也是看了很久。但那次是一个下午，这次怎么好像更长？
会不会是这次写得不好？
会不会是他看到一半不想看了？
会不会——
书房的门开了。
班纳特先生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那叠稿子。
他的眼睛亮亮的，是一种玛丽见过的光——上次他看完《阁楼上的指印》时，也是这种光。但那次的亮是惊喜，这次的亮好像更深一点，更沉一点。
他走过来，走到她面前，站定。
玛丽站起来。
“父亲？”
“这个案子，”他说，“比上一个更好。”
玛丽的心猛地跳了一下。
“那个冰窖的温度，那个时间的推理，那个凶手最后露出的破绽——严丝合缝。”他看着她，眼睛里带着一种她读不懂的东西，“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？”
玛丽张了张嘴，没有说出话来。
她怎么想到的？她自己也不知道。那些想法就那样来了，像溪水一样流出来，她只是把它们记下来而已。
班纳特先生没有追问。他在她旁边坐下来，把那叠稿子放在膝盖上，翻了几页，又合上。
“我问你，”他说，“有没有想过出版？”
玛丽愣住了。
出版？
她想过。她当然想过。在那些睡不着觉的夜里，在那些盯着帐子发呆的时刻，她想过很多次。
她想过自己的名字印在封面上。想过有人读到弗朗西丝·沃斯通的故事。想过那些从来不把女人当回事的人，捧着这本书，一页一页地翻下去，不知不觉地被一个“女人才会想到”的推理牵着走。
那是很远很远的事。是等她长大以后，等她把故事写得更好以后，等她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这个世界以后的事。
不是现在。
她才九岁。
可是父亲在问。
“我想过。”她说。
班纳特先生点点头。
“那笔名呢？”他问，“你想好用什麼名字了吗？”
玛丽深吸一口气。
她想过。她想了很多个。她把那些名字写在纸上，一个一个地念，一个一个地划掉。有的太普通，有的太花哨，有的像女人，有的太像男人——她要的是一个让人猜不出男女的名字。
最后选的那个，她想了很久很久。
“想好了。”她说，“叫托马逊。”
班纳特先生的表情顿住了。
“什么？”
“托马逊。”玛丽重复了一遍，“T-o-m-a-s-o-n。托马逊。”
班纳特先生看着她，表情有点古怪。
“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”他问。
玛丽点点头。
“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您叫托马斯。”
班纳特先生的眉毛挑了起来。
“那你——”
“我知道。”玛丽打断他，嘴角弯了一下，“我选这个名字，就是因为您叫托马斯。”
班纳特先生愣住了。
玛丽继续说下去，声音轻轻的，但很稳：
“现在的社会，女人写书很难被认真对待。沃斯通克拉夫特用真名出版，被人骂成‘穿着衬裙的鬣狗’。她死了之后，那些人还在骂她，用她的私生活来否定她的思想。那些男作者呢？他们用不着担心这个——他们生下来就被人认真对待。”
班纳特先生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她。
“所以我需要一个男性的笔名。”玛丽说，“托马逊——听起来就像某个男人的姓氏，像某个不出名的作家，像任何一个可能写出这种东西的人。没有人会想到这是一个九岁女孩写的，更不会想到是一个女人写的。”
她顿了顿。
“但如果有一天，”她说，声音轻得像窗外的风，“很久以后，等我已经不在了，或者等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了——那时候有人发现，托马逊其实是托马斯·班纳特的女儿。他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很有趣？”
班纳特先生看着她，看了很久很久。
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他俩之间，落在那叠稿子上，落在《冰窖里的体温》那几个字上。那些字是玛丽亲手写的，一笔一画，工工整整，花了她整整三天。
然后他笑了。
不是刚才那种亮亮的笑。是一种更深的、更慢的、从眼睛里慢慢溢出来的笑。那种笑不像平时父亲的笑——平时他笑的时候，总带着一点嘲讽，一点疏离，好像站在远处看这个荒唐的世界。但这个笑不一样。
这个笑没有距离。
“有趣。”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，“你觉得这件事会很有趣？”
玛丽点点头。
“会。”她说，“一个叫托马斯的父亲，一个叫托马逊的女儿。他用他的名字给她当盾牌，她用他的名字写她想写的故事。等到真相揭开的那一天，人们会发现——那个写出这些故事的人，从一开始就没想藏着。她把他的名字放在封面上，让所有人都看见。只是没人看懂。”
班纳特先生沉默了一会儿。
窗外有鸟叫。远处的田野里，有人在赶着牛慢慢走。
然后他伸出手，把手按在玛丽的肩膀上。
那只手很轻，很稳，带着一点点温度。
“你说得对。”他说，“这件事，确实很有趣。”
玛丽看着他。
“你不介意？”
“介意什么？”
“介意我用您的名字？”
班纳特先生想了想。
“有一点。”他说。
玛丽的心往下沉了一点。
“但不是你想的那种介意。”他继续说，嘴角带着一点笑意，“我介意的是——以后别人提起托马逊，都会说‘那个大作家’。提起我，只会说‘哦，他女儿就是托马逊’。我这辈子最后的归宿，可能就是‘托马逊的父亲’。”
玛丽愣在那里，然后忍不住笑了。
那是一种她从没在自己身上听过的笑——不是礼貌的，不是应付的，是从心里冒出来的、压都压不住的笑。
“那您得习惯。”她说。
班纳特先生看着她，也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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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吃午饭的时候，班纳特太太发现这父女俩有点不对劲。
他们坐在桌子两端，偶尔对视一眼，然后同时低下头，嘴角弯着，像是在憋笑。
“你们俩怎么了？”班纳特太太狐疑地看着他们。
“没什么。”班纳特先生说。
“没什么。”玛丽说。
班纳特太太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皱起眉头。
“神神秘秘的，”她嘟囔着，“你们父女俩背着我搞什么名堂？”
简看了玛丽一眼，眼睛里带着一点笑意。伊丽莎白挑了挑眉毛，什么也没说。基蒂和莉迪亚还在抢盘子里的最后一块松饼，根本没注意到发生了什么。
玛丽低下头，继续吃。
她的手伸进口袋里，摸了摸那叠稿子——父亲看完之后还给她了。稿子有点皱，是他翻看时留下的折痕，还有几页的边缘被他折了一个小角，大概是看到特别精彩的地方做的记号。
托马逊。
托马斯·班纳特的女儿。
她自己选的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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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晚上，玛丽躺在床上，想着白天的事。
父亲说“我介意的是以后别人提起我，只会说‘托马逊的父亲’”。说那句话的时候，他的眼睛里有光。
那不是真的介意。
那是骄傲。
她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枕头里，嘴角弯着。
窗外的夜莺在叫。
她闭上眼睛。
托马逊的第一本书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印出来。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。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读。不知道那些人读了之后，会不会猜到写这些故事的人是谁。
但她已经等不及想看了。
不是想看印出来的书。
是想看父亲拿到那本书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。
那本书的封面上，印着两个小小的字：托马逊。